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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

2018/04/20 10:26   编辑:李华   来源:

  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在苏格兰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苏格兰政治、外交和宗教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苏格兰议会改革的历史渊源

  15世纪末期,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方兴未艾。欧洲包括苏格兰王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并呈现出某些清晰的共同特征:“君主制确立、国王权力扩张。”在詹姆斯四世统治时期,苏格兰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趋于缓和,王国日渐稳定,财政丰裕,因而詹姆斯四世也赢得了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最成功国王”的称号。在加强王权的过程中,詹姆斯四世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通过举办规模宏大的锦标赛,以增进合作与沟通,培养共同体意识。这不仅有利于消除血亲复仇观念以维护王国的和平安宁,而且还有助于加强苏格兰国王的地位,使其成为贵族共同体的领导者和荣誉的源泉。

  然而,16世纪初,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战争,改变了苏格兰王国政治发展的新局面。1513年,詹姆斯四世与英格兰断绝关系,发动了对英格兰的战争,詹姆斯四世御驾亲征。9月9日,苏格兰和英格兰军队在弗洛登展开激战。苏格兰大败,国王詹姆斯四世在战争中死去,贵族也遭受重创,包括圣安德鲁斯大主教、1名主教、2名男修道院院长、9名伯爵和14名议员。在这次战争中,大量具有丰富治理经验的人才消亡殆尽。因此,弗洛登战役成为苏格兰政治的转折点和党派政治的渊薮。此后,一些缺少经验的贵族开始争权夺利,苏格兰政治共同体走向分裂。詹姆斯四世去世后,其年仅17个月的儿子继承王位,即詹姆斯五世。由于詹姆斯五世年幼,只能由摄政代为统治,党派政治因此死灰复燃,议会成为双方博弈的舞台。苏格兰贵族通过政治博弈,推选詹姆斯五世的母亲玛格丽特·都铎为摄政。但是,在苏格兰王国的政治传统和观念中,女人掌握最高权力不但非常少见而且是难以接受的。况且,玛格丽特还是苏格兰的敌人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姐姐,这使得苏格兰贵族对玛格丽特增加了更多的担心和防范。因此,在玛格丽特担任摄政后不久,亲法国的苏格兰贵族政治团体就悄然出现。他们从法理层面推出了新的摄政人选奥尔巴尼公爵二世——约翰·斯图亚特。亲法贵族团体声称奥尔巴尼公爵二世生长在法国,而且是订立苏格兰法国同盟的代表。面对亲法国贵族的政治挑战,玛格丽特采取了政治结盟的策略以对抗苏格兰王国的亲法国贵族力量。她通过联姻方式与强大的道格拉斯家族结成了政治同盟。1514年8月6日,玛格丽特与阿奇博德·道格拉斯秘密结婚。显然,玛格丽特摄政的这一举措在增强自身政治力量的同时,也间接推动了亲法国贵族的进一步联合。因而,在苏格兰王国中,形成了分别以詹姆斯·汉密尔顿和道格拉斯两大家族为首的亲法国和亲英格兰政治集团。双方相互争斗,詹姆斯五世沦为双方斗争的牺牲品,以致王权孱弱,议会成为派别斗争的工具。此后,苏格兰王国的政治分裂问题愈演愈烈,逐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苏格兰王国走向政治分裂之际,宗教改革运动悄然兴起,成为影响苏格兰政治的又一重要因素。15世纪后半期,苏格兰大学兴起并迅速成为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阵地和宣传新教思想的中心。这一时期,欧洲印刷技术的变革推动了出版业的产生和发展,为传播和阅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大量印刷书籍的发行使人文主义观念在知识阶层中广为接受和传播。1512年,圣伦纳德学院的建立使人文主义者在大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此后,人文主义者逐渐成为苏格兰各大学的座上宾。由于人文主义思想的不断传播,在苏格兰王国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世俗精英,从上层贵族和商人到广大地主和市民逐渐成为宗教改革的拥趸。詹姆斯五世统治时期,教士虽然仍身居要职,担任国王的首席大臣,但是面对低级世俗人员不断进入政府机构的局面,教士颇为担忧。更为重要的是,宗教改革思想在反对教会的世俗人群中传播开来,新教已赢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为阻止新教的传播和维护天主教的统治地位,苏格兰推行了严厉的宗教政策。1525年,苏格兰议会颁布了禁止路德宗教义在苏格兰传播的法令。1528年,处死了宣传路德派教义的帕特里克·汉密尔顿。但是,严酷的火刑未能抑制民众对宗教改革的支持,在印刷业的助推下新教观念迅速传播。

  苏格兰女王玛丽统治时期,王国宗教问题凸显,成为苏格兰贵族进一步分化与整合的关键因素,形成了亲英格兰的新教贵族集团和亲法国的天主教贵族集团。国王玛丽一世与法国的政治联姻引发了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粗暴干涉。1543年10月,英格兰入侵苏格兰,拉夫战争爆发。根据老联盟条约,法国出兵与英格兰交战。拉夫战争持续八年之久,激化了苏格兰王国亲法贵族和亲英格兰贵族的矛盾,使双方兵戎相见。1550年代,拉夫战争结束后,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新教贵族提出的建立新教的主张引燃了宗教战争的导火索。1559年5月,反叛首先在珀斯爆发。起初,新教贵族的反叛对苏格兰的摄政统治并没有构成威胁。然而,为争夺不列颠霸权,法国和英格兰在分别支持亲法贵族和亲英格兰贵族的同时,相继加入了苏格兰的宗教战争。这使得苏格兰宗教战争复杂化和国际化。1560年,法国和英格兰签订《爱丁堡条约》。双方同意将各自的军队从苏格兰王国撤走,苏格兰、法国与英格兰之间的战争结束。《爱丁堡条约》的签订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与法国联合起来对抗英格兰的政治格局,使西欧国际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也宣告了苏格兰与法国同盟的最终解体。

  然而,《爱丁堡条约》的签订只是宣告了英格兰和法国退出苏格兰王国的宗教战争,对苏格兰王国内部问题,尤其是因宗教问题而引发的政治分裂和对抗,并未提供具体解决方案。因而,宗教问题成为苏格兰王国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由此拉开了苏格兰议会改革的帷幕。

  二、苏格兰议会改革法案的颁行

  1560年11月,随着苏格兰摄政玛丽·德·吉斯去世,苏格兰亲法政权走向终结。如何解决苏格兰内部在宗教和外交上的分歧,成为摆在苏格兰面前的首要问题。战胜方的亲英格兰贵族主张恢复之前的宪政,要求议会每两到三年召开一次,以限制和制约苏格兰王权。从1559-1560年,在英格兰的支持下,苏格兰召开了议会大会,议会改革序幕得以开启。

  然而,苏格兰议会的召开颇费周折。鉴于玛丽·德·吉斯摄政去世,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不在国内,1559年,亲法国贵族和亲英格兰贵族建立了临时政府来处理有关事务。临时政府共有24人组成,其中由苏格兰女王提名7人、苏格兰议会提名5人。为解决宗教问题,1559年7月8日,苏格兰临时政府首先颁布公告,恢复了苏格兰内战期间反叛教会贵族的财产,而对于其宗教职位却未承诺恢复。显然,这种结果并不能让反叛的教会贵族满意,因而他们对王国政治缺乏足够的信心。为进一步稳定苏格兰国内局势,苏格兰议会颁布了大赦令,赦免了在苏格兰内战中反叛国王的全部贵族的罪行。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苏格兰王国紧张的政治局势,为议会的召开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战败,天主教贵族对即将召开的苏格兰议会缺乏热情。为保证苏格兰议会的正常召开,苏格兰临时政府对犹豫不决的天主教贵族进行了积极的劝说,苏格兰议会最终于1560年8月1日在爱丁堡正式召开。与以往议会相比,这次出席议会人数是史无前例的。大量男爵出席议会,表明苏格兰王国在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正发生着重大变化,预示着依附于第二等级的男爵和自由人将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在爱丁堡会议上,如何处理宗教问题成为议会人员关注的焦点之一。为此,1560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法令,承认新教信条,废除了教皇权威和早期针对异端的立法。8月3日,苏格兰议会通过了关于宗教信仰方面的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在苏格兰王国内,议会批准被新教徒所公认和确信的《信仰宣言》公开发行。因为,这些信条是健康的、合理的信条,是基于绝对可靠的上帝的话语。苏格兰贵族和信仰基督耶稣的臣民,应该将这神圣的福音传递给他们的同胞,以及所有信仰上帝的其他王国和民族。”该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新教在苏格兰王国内取得了合法地位。为进一步厘清苏格兰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8月4日,苏格兰议会又通过了废除教皇对苏格兰王国宗教事务管辖权的法案。该法案明确指出,“过去,教皇在苏格兰王国的管辖权和权威对苏格兰国王和王国共同体造成了损害。因此,今后,罗马教皇在苏格兰王国内不再拥有管辖权”。这标志着教皇在苏格兰王国宗教管辖权的彻底丧失,不仅教皇做出的有关宗教判决对苏格兰将失去效力,而且教皇也丧失了在苏格兰所享有的荣誉。此外,该法案还对苏格兰天主教教士的权力做出了规定,废除了苏格兰主教和高级教士对宗教事务的管辖权。8月6日,苏格兰议会再次通过了废除偶像崇拜法案。通过上述法案,苏格兰长老会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实现了教会的国家化,为苏格兰新教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玛丽一世拒绝批准苏格兰议会通过的有关法案,上述法案未能真正实施。1561年夏天,玛丽一世由法国返回苏格兰,她对苏格兰的外交政策和在宗教事务上的调整提出了进一步的质疑和反对。直到1565年,苏格兰议会改革的成果才得到部分实施。

  两年后,在苏格兰新教贵族的压力下,玛丽一世被迫退位,议会改革迎来新的契机。1567年12月1日,苏格兰议会再次召开,进一步讨论了有关宗教问题。这次会议再次通过废除有关教皇在苏格兰的宗教权威的法案。同时,苏格兰议会立法权得以确立。在苏格兰议会改革过程中,议会决议的合法性是天主教贵族和新教贵族展开激烈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苏格兰宗教改革领袖约翰·诺克斯则从法理上阐明了议会立法权的至尊地位,他指出“苏格兰议会的立法权来自于上帝,而非国王或女王,也非源于宪政理论。”这一学说一方面为苏格兰新教贵族驳斥天主教贵族奉行的“君权神授”观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也树立了苏格兰议会的权威,为新兴政治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6世纪末期,随着苏格兰男爵阶层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苏格兰议会改革被进一步推进。在苏格兰议会中,他们开始逐渐摆脱对大贵族的依附,在教士、贵族和自治市市民之外形成了第四等级。1560年,在爱丁堡议会上,苏格兰男爵涌入议会,占据半数以上议席,提出了出席各种委员会如立法委员会和贵族大会议的要求。经议会批准,苏格兰男爵赢得了参加立法委员会和贵族大会议的权力,从而保证了其政治参与的连续性。为争取参加议会的权利,1567年10月,在苏格兰议会上,男爵重申了这一诉求并赢得了选举权。1580年代,苏格兰王国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为男爵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提供了机遇。迫于财政压力,1587年,苏格兰召开议会,颁布了郡特权法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苏格兰代议制度,确立了郡代表选举方式、传唤方式、代表资格等。该法案对苏格兰政治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议会第四等级男爵的形成。至此,持续20余年的苏格兰议会改革最终完成,对苏格兰王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苏格兰议会改革的历史影响

  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是苏格兰近代历史的起点,被西方历史学家誉为“苏格兰历史的分水岭”。

  首先,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使苏格兰议会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苏格兰议会从中世纪的三级会议向近代早期的四级会议演进,成为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的显著特征。同时,近代苏格兰议会运行机制得以确立。这为17世纪苏格兰议会的发展奠定了历史起点。17世纪,苏格兰议会尽管在代表制度、选举制度和议案审议程序等方面臻于完善,但苏格兰议会的社会成分和运行机制仍沿袭着议会改革时的基本形式。直到1707年苏格兰议会与英格兰议会合并,苏格兰议会一直因袭着一院制运行机制。

  其次,1560年开启的苏格兰议会改革终结了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与法国结盟的历史,引发了西欧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1168年,苏格兰国王威廉一世帮助法国国王抗击英格兰的军事行动成为双方结盟的基础。1295年,苏格兰国王约翰·贝列尔和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为反对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双方签订了同盟条约,确立了苏格兰和法国之间的联盟关系。1560年,爱丁堡条约的签订宣告了苏格兰与法国同盟最终解体。通过苏格兰议会改革,苏格兰改善了与英格兰的王国关系,结束了与英格兰长期对抗的局面,为两个王国建立新型关系奠定了基础。没有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就没有18世纪苏格兰与英格兰王国的联合和不列颠王国的形成,更遑论19世纪的日不落帝国。

  最后,苏格兰议会改革废除了教皇权威,确立了新教的合法地位,为苏格兰新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苏格兰议会改革之前,苏格兰新教的发展经常受到教皇、国王和国外势力打压和干预。16世纪上半叶,新兴富裕农和富有的商人作为宗教改革的“孵化者”,推动了苏格兰长老派的长足发展。然而,1543年,玛丽·德·吉斯成为摄政后,苏格兰政权再度落入亲法国和教皇派贵族手中。为争夺对苏格兰的王位继承权和支持苏格兰新教势力,英格兰出兵苏格兰。英格兰军队所到之处,“废除了教皇权威,捣毁了修道院”,给苏格兰天主教造成了沉重打击。1560年苏格兰议会确立了新教的合法地位,废除了教皇权威,实现了教会的国家化,这不仅是苏格兰宗教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而且也是针对教皇和天主教的一场革命。(摘自《史学集刊》作者郭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