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家庄中山西路繁华的街道上，一座古朴的建筑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石家庄民间工艺博物馆。这里，曾经是20世纪40年代市内唯一的电影放映场所，人们称之为“人民礼堂”。然而，70年前，这座礼堂见证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历史时刻——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次大会被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被称作“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一座纪程碑”。今天，当我们回首这段历史，依然能感受到那段岁月的厚重与深沉，更能体会到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重大历史意义。
时光回溯到1948年，这是一个风云激荡、历史转折的年代。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推进，全国各解放区日益扩大。为适应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成为党中央考虑的一个重大课题。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要尽快建立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央人民政府探索执政之路。这个重大的历史责任，光荣地落在了华北解放区的肩上。
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任务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6月26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驻会参议员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华北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统一的华北人民政府的决议，并决定迅速开展选举工作。会上有参议员认为华北仍处于战时，此次大会的召开也略显仓促，建议大会增加“临时”二字以便留有余地，这一建议也获得一致通过。当月，两个边区联合发布了选举办法，对代表名额及分配等作出具体规定。根据选举办法，5个省选出区域代表394人、职业和团体代表173人，另有政府邀请的代表31人，共计598人，实际参加542人。至此，完成了大会的组织机构、重要文件、代表选举等筹备任务。
1948年8月7日，石家庄，在夜色中一群人行色匆匆，赶往人民礼堂。他们是来自华北各地的代表们，这里举行的正是已筹备两个多月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会。为了保密需要，对外宣称“石家庄生产工作会议”，并在晚上召开，会场外有军人值守。
董必武同志致开幕词，他高度概括了大会的历史意义。他说：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临时性的，也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因此，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邓小平同志时任中原军区政委，作为来宾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今天的华北临时代表大会，一定会鼓舞全国人民，增加全体解放军特别是中原解放军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华北家乡是巩固的、在建设的，他们会有更大决心、更高勇气和敌人作战。”
本次大会听取审议了4个工作报告，即：华北军区军事报告、施政方针的建议报告、两个边区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4个法案，即：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市)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农业税税则法案；审查了涉及军事、政治、农业、工商、民政等八个方面的1180件提案。
8月18日，大会选举产生了由董必武、聂荣臻等27人组成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8月19日，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七十余年岁月如歌，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想已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使中国政权组织形式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民亲眼看到了由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人民真切感受到国家政权属于人民，由人民真正享有，受人民监督，真正为人民服务。
